聲音、長聯與一幅畫——張大千《蘇辛二公像》及題贈李東園十四言長聯考
摘要
一九七〇年，張大千返臺期間結識京劇孫派名票李東園（又作李東原）。李東園數次為之演唱《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並將歌聲錄製相贈。這次白頭相逢，留下了兩件可以彼此參證的重要作品：庚戌十一月初八所作《蘇辛二公像》，以及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題贈「東原吾兄」的十四言長聯。
長聯將「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四句二十八字分書左右兩條，每條十四字，文字與《蘇辛二公像》畫上題詩完全相同。然而兩件作品的日期清楚表明：《蘇辛二公像》作於庚戌十一月初八，折合公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長聯作於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折合公曆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後相隔四十六日。因此，長聯並非《蘇辛二公像》的「前導文本」，而是張大千在畫作完成後，將同一首題詩重新寫成獨立楹帖的一次後續創作。
詩中「孫處」則是理解全詩及畫題的關鍵。晚清梨園文獻顯示，「孫處」為孫菊仙在票友及梨園語境中的舊稱之一；「坡仙」指蘇軾，「稼軒」指辛棄疾。全句實以蘇東坡比孫菊仙，以辛稼軒比李東園。「銅琵鐵板」遂不僅是豪放詞典故，也成為張大千理解孫派雄渾聲腔的一把鑰匙。《蘇辛二公像》因而不只是一幅宋人高士畫，而是一件由京劇聲音觸發、以蘇辛二公寄託孫菊仙與李東園藝術人格的特殊文人贈答。
關鍵詞：張大千、李東園、李東原、孫菊仙、孫處、《蘇辛二公像》、京劇孫派、十四言聯、銅琵鐵板
一、一幅畫與一副長聯
張大千《蘇辛二公像》並非一件新近才為人所知的作品。北京誠軒二〇二〇年春拍資料著錄，此畫為庚戌一九七〇年作，水墨紙本立軸，尺寸一三五・二乘六六・八厘米。作品早於一九七一年四月刊於《大人》第十二期，後又著錄於《環蓽盦瑣談》《大成》《張大千先生紀念冊》《張大千詩文集》《張大千年譜》《故宮文物月刊》等多種出版物；二〇〇三年曾見於香港蘇富比。其作品本身、長題、出版與流傳脈絡均相當完整。
與此畫密切相關的另一件作品，是張大千題贈李東園的書法長聯。長聯正文分為兩條：
右聯：
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
左聯：
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
兩條合計二十八字，正是一首完整的四句七言詩：
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
值得注意的是，這二十八字並非只與畫上文字大意相近，而是《蘇辛二公像》題詩的完整全文。由此，一畫一聯不再只是題材相關的兩件作品，而形成了可以從文字、日期、人物與題跋四方面相互考證的文獻組合。
二、《蘇辛二公像》題識：一段完整的知音紀錄
《蘇辛二公像》題識全文如下：
「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二十年來即聞有孫派名票李東原先生，恨不得見，今歲六月歸國，以目寒、實秋紹介，相晤台北，握如平生歡，數為予歌《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諸劇，且錄音以壯予行。已而歸三巴五亭湖，臥病逾二月，近始小瘳，偶思拈弄，因寫蘇辛兩公像奉寄，以志欽佩，留以為念，幸諒手僵目翳，未能細筆也。五十九年歲庚戌十一月初八日，東原吾兄哂正，大千居士爰並題。」
鈐印：「張爰之印」「大千居士」「大風堂」。此一完整題識、三方鈐印、尺寸及相關出版著錄，均見於作品公開資料。
這段文字本身就是一篇極好的交遊小記。四句詩首先總攝人物與藝術；其後張大千自述二十年來早已聞李東原之名，「恨不得見」，直至庚戌年返臺，經人紹介始得相晤。真正見面時，兩人皆已白頭，卻「握如平生歡」。李東園數次為張大千演唱《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又特別錄音，讓他帶走。張大千離臺後病臥兩月有餘，病情稍退，才重新提筆，畫成蘇軾、辛棄疾二公寄贈「東原吾兄」。
題識因此具有清楚的層次：先有四句題詩，次敘二十年聞名與臺北相識，再敘聽戲、贈錄音及病後作畫，最後落款紀年。它既是畫跋，也是一篇對李東園藝術的第一手評論。
更重要的是，畫上四句題詩後來又完整出現在長聯上。真正需要釐清的，不是兩件作品有無關係，而是它們的先後。
三、日期所確立的次序：畫在先，聯在後
兩件作品的紀年，使這個問題可以直接回答。
《蘇辛二公像》題：
「五十九年歲庚戌十一月初八日。」
庚戌十一月初八，折合公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
長聯則題：
「五十九年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
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折合公曆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此時雖已進入公曆一九七一年，但按農曆仍屬庚戌年歲末。
兩件作品前後相隔四十六日。
因此，作品次序十分明確：
《蘇辛二公像》在先，十四言長聯在後。
至於詩本身究竟何時初成，現有材料尚不足以精確回答。它完全可能在畫作落墨以前已先成稿，但目前能夠確定的最早有紀年實物，是《蘇辛二公像》。因此，不宜再將長聯稱為畫作的「前導文本」；更準確的說法，是張大千在《蘇辛二公像》完成後，將原畫題詩重新抽離出來，另成一件獨立書法作品。
這種「畫在先、聯在後」的關係，反而使長聯題跋中的一句話變得尤其重要：
「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
如果長聯作於十二月二十五，而《蘇辛二公像》已於十一月初八完成，那麼此處所說日後「更作」之畫，從日期上便不可能是《蘇辛二公像》。「更」字本身亦有再作、另作之意。這應當是張大千在《蘇辛二公像》之外，再度向李東園許下的一次贈畫承諾。
換言之，現存資料呈現的並不是簡單的一畫一聯，而是一段持續進行的藝術酬答：
一九七〇年夏，兩人在臺北相識，李東園唱戲並贈錄音；十一月初八，張大千作《蘇辛二公像》相贈；十二月二十五，又重書畫上完整題詩為十四言長聯；而在這副長聯的題跋中，張大千仍表示日後還要另作數筆畫相贈。
那一幅「他日」之畫究竟是否完成、今存何處，尚無材料可以證明。這反而成為這段交遊史中一個值得繼續追索的問題。
四、上款人李東園：一位不只是唱戲的「名票」
畫跋稱「李東原先生」與「東原吾兄」，國立歷史博物館官方藏品資料則作「李東園」。北京誠軒亦著錄李東園（一九〇一至一九七九）又名東原，天津人，並稱其為京劇孫派名票、集郵家及錢幣收藏家。
李東園的收藏家身分有官方資料可證。國立歷史博物館記錄，他曾三度將紙鈔、清錢、銀圓、銅幣等藏品捐贈該館，總計二百四十一枚，館方直接稱其為「古錢幣及郵票收藏家」。
但在《蘇辛二公像》及長聯所構成的語境裡，李東園最重要的身分並不是收藏家，而是「孫派名票」。
「名票」與職業伶人不同。票友原有自身職業與社會身分，以京劇為雅好，卻可能在唱腔、念白和整齣戲的掌握上達到極高水準。孫菊仙本人就是票友入梨園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清稗類鈔》記孫菊仙為天津人，初為商人，因嗓音好而喜唱，在天津作票友時即已有聲名，後入京加入四喜班，終成巨角，與汪桂芬、譚鑫培鼎足而立。其唱法被形容為寬宏、簡老、痛快，煞尾放聲，聲勢殷殷不絕。
李東園所宗，正是這一路孫派老生。
所以張大千沒有含混地稱他為「戲曲家」，而特別寫「孫派名票」。四字極準。張大千所傾倒的，正是李東園身上仍然保存著的孫派聲音。
五、「孫處」究竟是誰？
全詩容易被誤解的一句，是：
「孫處坡仙汝稼軒。」
歷史上確有一位名叫孫處的東晉武將；但若把此人放進張大千這首詩中，便與上下文完全脫節。他與蘇東坡、辛棄疾、京劇孫派以及李東園之間都沒有足以使詩義成立的關係。
真正的線索在梨園史。
晚清京劇語彙中，部分票友或由票友轉為職業演員者，有「某處」一類稱呼；史料中可見「孫處」「許處」等用例。孫菊仙由票友入梨園，正曾以「孫處」一類稱謂為人所熟知。至於「處」的來源，舊說並不完全一致：一說與「處士」有關，另一說則認為本作「出」或與「出俗」相關，後來因音訛而寫作「處」。現有材料不足以將字源一錘定音，但就張大千此詩而言，「孫處」所指孫菊仙，已足以使全句成立。
於是：
「孫處坡仙汝稼軒」
可以理解為兩組並列的比擬：
孫處——坡仙；汝——稼軒。
「坡仙」是蘇東坡，「稼軒」是辛棄疾；「汝」則是張大千直接對受贈者李東園說「你」。
換成現代語，就是：
孫菊仙堪比蘇東坡，而你李東園，正如辛稼軒。
這並不是一般酬答中的泛泛頌美，而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藝術判斷。張大千把京劇中的孫菊仙與李東園，分別放到宋詞的蘇軾與辛棄疾位置上。京劇與詞，突然接通。
六、「銅琵鐵板」：從蘇詞到孫腔
「銅琵鐵板」是另一把鑰匙。
教育部《成語典》與《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均將此典追溯至宋人俞文豹《吹劍續錄》。故事以「抱銅琵琶，執鐵綽板」歌唱「大江東去」來比擬蘇東坡詞風，後來「銅琵鐵板」遂成為豪邁激昂文詞的代稱。(Idioms Dictionary)
張大千用這四個字，卻不只是在掉一個宋詞典故。
他把詞的「聲情」轉成了京劇的「聲腔」。
孫菊仙的唱法，舊籍所記正以寬宏、簡老、痛快見長，收腔放聲處尤具雄渾氣象。於是「銅琵鐵板」既可以點出「坡仙」，又恰好可以形容孫派的蒼勁聲勢。它一端連著蘇東坡，一端連著孫菊仙，再由孫菊仙連到李東園。
真正耐人尋味的，還是末後三字：
「知誰賞？」
如果只是稱讚聲腔雄健，寫到「銅琵鐵板」已經足夠。添上「知誰賞」，問題便從藝術風格轉入「知音」。
這樣的聲音，誰真正懂？
張大千的整幅畫與整副長聯，其實都是回答。
他懂。
七、十四言長聯的章法：右寫相逢，左論知音
二十八字原本是七言四句，到了長聯中，卻被重新組織成兩個完整的十四字單元。
右聯：
「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
完全寫人，也寫兩人的相識。
「廿載聲名」直接與畫跋「二十年來即聞有孫派名票李東原先生」呼應；「白頭把臂」又與「相晤台北，握如平生歡」互相照映。先聞名二十年，直至白頭才得相見。「欲無言」不是無話可說，而是普通寒暄已不足以承載久慕終逢之感。
左聯：
「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
則完全轉到藝術。
「銅琵鐵板」點豪放詞；「孫處」點孫菊仙；「坡仙」點蘇軾；一個親切而直接的「汝」把眼前的李東園帶出來，最後落到「稼軒」。
所以整副長聯可以用兩句話概括：
右聯敘相逢，左聯論知音；右聯寫其人，左聯寫其藝。
這一重新分組，使原本的四句題詩在畫作完成四十六日後，又獲得了一次新的書法生命。它已不再只是畫上長題的一部分，而成為一件可以獨立懸掛、獨立閱讀的楹帖。
八、為何偏偏畫蘇軾與辛棄疾？
《蘇辛二公像》最值得追問的一點，是張大千聽了《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為何沒有畫劇中人物，也沒有直接畫李東園本人，反而選擇蘇軾與辛棄疾？
答案就在四句題詩。
「孫處坡仙汝稼軒」已建立了兩組清楚的文化對應：
孫菊仙——蘇東坡；李東園——辛稼軒。
目前沒有足夠證據判定究竟是詩句先於畫面構思，還是詩、畫在同一創作過程中彼此生成；可以確定的是，在十一月初八完成的《蘇辛二公像》中，文字與人物圖像已經形成一個不可拆分的解釋系統。
畫面上看得見的是蘇軾與辛棄疾。
畫面背後看不見的，卻是孫菊仙與李東園。
因此，《蘇辛二公像》可視為一種特殊的「間接肖像」：它不為李東園寫其形貌，而借辛棄疾寫其藝術人格；也不直接畫孫菊仙，而以蘇東坡承擔一代宗師的象徵位置。
這正是傳統文人藝術的高明處。人物畫不一定只回答「這個人長什麼樣」，它還可以回答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在畫家心中，這個人是誰？
張大千給李東園的答案，是「稼軒」。
九、從唱腔到錄音，從畫卷到長聯
整件事情最具有二十世紀氣息的一個細節，是「錄音」。
張大千親自記下：李東園不但「數為予歌」，而且「且錄音以壯予行」。
京劇唱腔原本是一種高度時間性的藝術。一句唱完，聲音便逝去，只能留在聽者記憶中。錄音技術卻使聲音第一次可以真正「隨人而行」。
李東園送給張大千的，因而不只是一場演唱，而是一段可以帶走、反覆重聽的孫派聲音。
張大千的回應則屬於另一套古老媒介：詩、畫、書法。
如果依目前已知日期重建這段交往，其脈絡應是：
先有臺北相識與京劇演唱，繼有錄音相贈；其後張大千在病稍癒時完成《蘇辛二公像》，將蘇、辛二公與完整四句題詩結合；四十六日後，又把同一首詩重新書寫成十四言長聯；而在長聯中，他還再次表示「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
因此，這段故事的媒介轉換並不是「聯先畫後」，而是：
聲音——錄音——題詩與畫——長聯——再許作畫。
一端是現代技術，一端是傳統筆墨。
磁帶保存歌聲，畫卷保存人物比擬，長聯則把畫上的詩重新放大成獨立的書法。
這不是一次性的酬應，而是一段持續發生的知音之交。
十、長聯在作品史上的真正位置
日期的釐清並沒有降低長聯的價值，反而使它的性質更加準確。
首先，它是一件具有完整章法的獨立書法。四句畫上題詩，在此被重新安排成兩條十四字楹帖，從畫跋文字轉化為可以獨立成立的書法作品。
其次，它是一件交遊實物。《蘇辛二公像》證明張大千因李東園之唱而作畫；長聯則證明這段交情並未隨贈畫完成而告一段落。四十六日後，他仍重新書寫同一首詩相贈。
再次，它是一件京劇文化史材料。「孫處」二字把晚清梨園的一個特殊稱謂保存到二十世紀後半的文人墨跡中；「銅琵鐵板」又顯示一位真正懂傳統文化的畫家，如何以宋詞的語言理解京劇聲腔。
最後，長聯題跋中那句「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還將作品史延伸到已知兩件作品之外。它提示張大千在《蘇辛二公像》及長聯之後，仍有再畫一幅贈李東園的意圖。
十一長聯之後：一幅尚待尋找的「他日之畫」
把張大千年譜、舊拍賣資料、李東園相關舊藏以及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長聯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發現兩人的書畫往來顯然不止於這一幅畫與一副長聯，而長聯中更留下了一條值得繼續追尋的重要線索：在《蘇辛二公像》已完成四十六日之後，張大千仍親筆表示「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
《蘇辛二公像》署「五十九年歲庚戌十一月初八日」，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十四言長聯則署「五十九年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兩件作品相隔四十六日。因此，長聯中所說「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在時間上不可能再指《蘇辛二公像》。尤其「更作」二字，本已有「再作、另作」之意。這意味著在《蘇辛二公像》及十四言長聯之外，張大千至少曾明確打算再畫一件作品贈予李東園。
這一點使兩人的交遊不再是簡單的「一畫一聯」。現有材料所呈現的，其實是一段持續數月的藝術酬答：一九七〇年張大千返臺，與久聞其名的孫派名票李東園相識；李東園數次為他演唱《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並錄音相贈；張大千返居後病臥兩月有餘，至病情稍癒，於庚戌十一月初八畫成《蘇辛二公像》，題四句詩寄贈「東原吾兄」；四十六日後，又把同一首二十八字題詩重新分書為十四言長聯；而在長聯題跋中，他仍表示「他日」還要再作數筆畫相贈。
張大千相關年譜亦記載，他一九七〇年在臺結識李東原等人，並「分別贈書畫」。這一記錄雖不足以證明李東園確實收到第二幅畫，卻可以確定兩人的交往具有實際書畫贈答，而非僅止於一次聽戲後的應酬題贈。
另一條值得注意的文獻線索稱，《蘇辛二公像》寄贈李東園時，曾「並附對聯兩副」，其中一副為「傳家有衣鉢，惟師無古今」，另一副為「別有狂言謝時望，常撞大呂應黃鐘」。後一聯尤其值得注意，文字明顯與孫菊仙及孫派藝術相應。這一資料目前仍主要見於後出的轉述，尚需回到早期圖錄、原件或第一手出版物核實，因此不能與《蘇辛二公像》及現存十四言長聯置於同一證據等級。然而，它至少提示：張大千與李東園之間可能存在一組比目前已知作品更為豐富的書畫贈答。
李東園一方也並非只是接受贈品。八德園舊藏資料中曾出現賞石照片，背面有徐雯波所題「此李東原兄所贈」，顯示李東園亦曾以賞石贈張大千。再加上《蘇辛二公像》題識中明記李東園「且錄音以壯予行」，兩人的交往呈現出非常傳統而又非常二十世紀的雙重面貌：一方面以賞石、書畫相贈，仍屬舊式文人交遊；另一方面又以錄音保存京劇聲腔，使一段本來只能存在於現場的表演得以隨人遠行。
由此可以建立目前較可靠的李東園受贈作品序列。《蘇辛二公像》作於庚戌十一月初八，是目前唯一完全確證的張大千贈李東園繪畫；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四言長聯，則有實物及明確日期可考，證實張大千在畫成《蘇辛二公像》四十六日後，仍以同一首詩重新書寫相贈。另有「傳家有衣鉢，惟師無古今」及「別有狂言謝時望，常撞大呂應黃鐘」兩副聯的文獻線索，但尚待原始著錄確認。至於長聯中「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所指的後續畫作，目前只有張大千本人的創作承諾，尚未發現可以確定已完成或存世的實物。
這也使一個新的作品史問題浮現出來：張大千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所許的「他日之畫」，後來究竟有沒有完成？
如果完成，它未必以「李東園」三字出現在今日的拍賣或收藏資料中。張大千對李東園慣用「東原吾兄」作上款，而近現代市場上「東原」又可能與其他同名受贈者混淆。特別是民國軍政人物王東原，同樣曾接受張大千題贈。因此，任何僅題「東原」「東原吾兄」的作品，都不能只憑上款便歸入李東園名下，必須同時考察年代、題材、題跋內容、流傳地點及來源。
若要尋找那件可能存在的「他日之畫」，最值得注意的時間範圍應是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後，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以後；上款則應特別留意「東原吾兄」「東原兄」等形式。若作品內容又涉及高士、戲曲、蘇辛、孫派、聽琴聽曲或知音題材，其關聯性便更值得深入核查。
目前最重要的原始文獻仍包括《張大千年譜》一九七〇年前後各條、《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張大千詩文集》相關頁面、《環蓽盦瑣談》第四六七頁，以及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香港蘇富比《蘇辛二公像》第343號拍品的原始紙本圖錄。後者尤其值得追查，因為後來出現的「並附對聯兩副」說法，很可能來自較早的收藏或拍賣資料。如果能找到該次蘇富比圖錄的完整作品說明，便可能進一步追出《蘇辛二公像》從李東園舊藏流入市場的來源鏈，也有機會知道其他題贈作品是否曾與畫作共同流傳。
因此，現階段尚不能說張大千除《蘇辛二公像》外「沒有」其他繪畫贈李東園；同樣，也不能把尚未發現的第二幅畫當成既成事實。最準確的結論是：
截至目前公開可檢索的資料，《蘇辛二公像》仍是唯一可以完全確證為張大千贈李東園的繪畫。然而，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四言長聯作於《蘇辛二公像》完成四十六日之後，題跋卻仍明言「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由此可以確定，張大千在已贈《蘇辛二公像》之後，至少曾有再次作畫贈李東園的明確意圖。這一作品究竟是否完成、是否仍然存世，或是否已經以「東原吾兄」上款散入市場而未被辨識，目前仍是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
如果那幅畫有一天重新出現，它將不只是新發現的一件張大千作品，更會補上《蘇辛二公像》與十四言長聯之後，這段晚年知音交往缺失的最後一環。
結語：畫的是蘇辛，留下的是知音
這段故事的起點，不在畫紙上。
它開始於一九七〇年的臺北。
一位張大千「二十年來即聞」而始終無緣相見的孫派名票，終於坐到了他的面前。李東園唱起《逍遙津》《罵王朗》《朱砂痣》，兩位白頭老人「握如平生歡」。唱罷，李東園又把自己的聲音錄下，讓張大千帶走。
此後病中稍癒的張大千畫下蘇軾與辛棄疾，題：
廿載聲名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銅琵鐵板知誰賞，孫處坡仙汝稼軒。
庚戌十一月初八，《蘇辛二公像》完成。
四十六日後，庚戌十二月二十五，張大千又把這二十八字重新寫成一副十四言長聯，再贈「東原吾兄」。
而事情甚至可能沒有在這裡結束。
因為長聯題跋中，他仍寫下：
「他日當更作數筆畫以贈。」
所以這不是一幅畫附帶一副聯，也不是一副聯預告一幅畫。
它是一段持續展開的藝術交往：先有聲音，繼有錄音；再有《蘇辛二公像》與題詩；四十六日後，詩又脫離畫面，成為長聯；聯後，畫家仍許下一幅尚待追尋的「他日」之畫。
《蘇辛二公像》畫的是蘇軾與辛棄疾。
真正被保存下來的，卻是孫菊仙的一縷餘韻、李東園的一段歌聲，以及張大千對一位晚年知音的珍重。
「銅琵鐵板知誰賞？」
半個多世紀以後，這一句仍是兩件作品最好的題眼。
真正稀有的，從來不只是能唱之人。
還有能聽之人。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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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慰君：《環蓽盦瑣談》，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年，第467頁。
《大成》第99期，香港：大成雜誌社，1982年2月，第14頁。
《張大千先生紀念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年，第229頁。
樂恕人編：《張大千詩文集》，1984年，第79、164—165頁。
《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401—402頁。
《張大千詩文集編年》，榮寶齋，1990年，第183、366—367頁。
《張大千先生詩文集》上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年，第212—213頁。
《故宮文物月刊》第263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第126頁。上述《蘇辛二公像》出版、著錄及二〇〇三年香港蘇富比紀錄，亦見二〇二〇年北京誠軒公開資料。
徐珂：《清稗類鈔》，孫菊仙及京劇票友相關條目。
教育部《成語典》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銅琵鐵板」條。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品資料，李東園捐贈通貨相關紀錄。
張大千《蘇辛二公像》及題贈李東園十四言長聯原作圖像、題識與鈐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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